[38]《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3期。

从制定程序来看，一般按照规范性文件的方式运作，较为迅捷及时。于此，裁量基准仍应以授权法律作为依附对象，当其依附的法律构成要件已经明确，在未逾越法律意旨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始得运用裁量基准针对法律应如何执行作具体的补充。

[16] 作为解释性行政规则，是为了给行政主体提供一个更明确具体的裁量基准，本为行政内部之规定，并不能独立用以设定人民之权利或义务。行政执法解释主要是关于行政管理方面的解释，带有很强的命令性。只有裁量基准被具体地制定出来，行政机关处理活动中的公正性和透明性才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换言之，解释性规则乃是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执行权为公平执法所附加产生的，只是行政机关对于法律意义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在宣布行政机关对其负责执行的法律的诠释。[12] 裁量基准旨在说明与强调特定法律法规或规章在本地方本部门具有拘束力，并要求所属各行政主体予以执行和自觉接受拘束。

因此由上级机关制定解释法律、法规与规章之行政规则，阐明法规之疑义，使行政工作合理化，并统一法律之适用，以确保行政裁量的公正实施，防止违反平等对待与侵害相对人的正当期待。依此条文，警察在处理案件时就有裁量的空间。这种治乱循环与中国的王朝更替显然有很大的不同。

政府的公共政策要想体现公共利益，就必须引入竞争机制，使选民能够在不同的公共政策之间进行自由选择或比较。[12] …… 历史实践证明，在人治与集权的条件下，人民民主绝无实现的可能，唯一可能的是革命精英阶层的专制或官僚专制。我们对民主是如何理解和实施的，我们对宪政是如何依照宪法施行的，应该理直气壮地阐述，并将其放大，这才是自信。我们认为，宪政社会主义的这种宪政制度设计，能够在现阶段最大限度地促成和保障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

他们应当没有任何与人民的利益不同的特殊利益，他们也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主观地塑造公意。他们认为，专政就意味着权力不受来自权力之外的法律或社会力量的约束，有专政就无宪政，并始终强调一点：宪政与专政体制不容。

具体来说，人民民主宪政是一种公意民主政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公意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的立法院是专门的公意立法机构，中国共产党是促进公意形成与实现的公意型执政党，公意型执政党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从事公共政治）与众意民主政治（和立法院平行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审议院是代表各阶层、各界别等多元社会利益的众意代议机构，多个民主党派则是代表多元社会利益的众意型参政党，众意型执政党是为了特殊的阶层利益或集团利益而从事公共政治）在宪政体制中的结合，是一种复合民主宪政体制。古典宪政主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控权与分权制衡等问题，但并不具有现代宪政主义时期才形成的代议制民主与人权保障等要素，所以仍然走不出历史循环周期律。他们已经习惯于攫取而不愿被束缚手脚，不愿为党的事业做出必要程度的妥协性牺牲。这种中国古代独特的治理模式在儒家宪政意识形态强势的历史时期可以达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君主政体与贵族政体（官僚精英专政政体）的混合宪政式的正宗状态，但这种儒家宪政意识形态虽有一定的制度化保障与士人社会基础，但当面对强势专制君主集权独裁的时候就变得软弱无力，暴露出其内在的制度缺陷。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IX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21] 【以上为引文】 可见，宪政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是一种超越了众意型民主制与公意型民主制的混合宪政的复合民主制。  执政党政策走向牵动人心的走向 在学术论争的背后，若隐若现的是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此起彼伏。这种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原创性宪政体制，可以被专属命名为中国宪政。

他认为，民主可分为自由主义民主和极权主义民主两类，而卢梭的公意概念是极权主义民主的原动力。温和的竞选组阁制设想由执政党的党代会提名两套执政团队参加政府组阁权的竞选，其竞争的核心在于各自不同的公共政策主张究竟能争取到多大范围的选民民意支持。

公共政策治理功能区域是六个区域中最关键的一个区域，担负着通过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来制定和推行公共政策治理的职能。可见，在公意政党组织的中央领导机关之下，存在着两个中央直辖党总部（军队系统党总部与立法院党团）和四个实行功能性区域自治的党总部（司法系统党总部、行政机关系统党总部与竞争政府组阁权的第一党部和第二党部）。

另一方面，必须设法促成、培育和维护一元战略共识层面。当然，这一理想化方案也许在现实中不如提名竞选组阁制更具可行性（提名竞选组阁制易于导致公意政党组织内部围绕公共政策竞争的多派别活动，而党部竞争制则存在着抑制多派别活动的内部机制，但实施难度相对较大。这就是社宪派在2013年遭遇两面夹击的艰难处境。以我所在的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为例，全院教职员工50余人，至今尚未发现一名持明显的西化宪政派立场的同事。既然公意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公意又是如何形成的？也即是如何表达出来的？ 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卢梭的公意是由一个虚拟的道德超人也即大立法者来表达的，实际上是为独裁者假借公意实现私意、大搞极权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这显然是极其错误的。[14]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

那么，在公意政党组织的中央领导机关和实行功能性区域自治的党总部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整个公意政党组织与在议政院中活动的多元化政治团体，又是一种什么关系？针对这一问题，宪政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提出了基于宪政制度安排的政团政治功能分层理论。这样，就在审议院与立法院之间构成了一种新型合作制衡关系。

更加理想化的党部竞争制则试图进一步在唯一的公意政党执政背景下探索更加组织化的二元竞选组阁的可行性。首先，多数中右翼和至少半数中间派群体都会支持或同情社宪派，甚至在保守派里也能获得部分回应，所以在执政党控制局面的常态宽松条件下，社宪派理论所能获得的整体支持度能够至少稳定地达到40%—50%以上，成为稳健改革的主体支持力量。

所以，如果所有有代表性的利益集团（政团）都能被组织进入审议院，并获得相称的议席，那么在公意表达机关和公意政党组织的公共立场之积极影响下，经过利益协调过程，审议院也可以形成公意。但是the governing body 并非citizen整体，亚里士多德并不赞同使民主的公民权概念逾越公民大会和人民法庭的边界，扩张到对office（政府，公职官员）的直接控制上。

恩格斯在1887年6月曾对社会主义制度给出了一个权威解释，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真正的分歧在于，我认为张明澍关于右派只占8%的数据不准确（如果他所说的右派仅仅指全盘西化派，那么与我所说的西化宪政派不超过10%的判断基本吻合，但更多存在的是作为温和自由派的中右翼），这可能和其概念界定、问卷设计、调研方法中的偏差有关系。立法（院）功能区域中的党员主要指具有立法院议员身份的党员，他们应组成公意政党组织的党团，努力使公意政党组织的公共意志转化为国家的公共意志，保持立法院的公意取向。公意是被宣布为更充分更全面地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与要求的。

宪政社会主义认为：审议院将依法行使广泛的参政议政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审议权等，但主要发挥参政议政、质询监督、政治协商等功能，旨在充分表达各利益团（群）体人民的意愿，并在意愿充分表达的基础上广泛进行政治协商，督促解决问题，同时促进全社会的合作团结与和谐发展。萧高彦认为：共和主义是西方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典范，当然我们从一个大的视角来看的话，就是一个混合的宪政体制。

行政（公务员）功能区域中的党组织也即行政机关系统党部，和司法系统党部一样相对于党的中央机关必须保持必要限度的自治，以避免公意政党组织中央机关的一元化领导以及对行政人事工作的不必要干扰。当这一社会主义目标基本实现的时候，我们就能欣慰地说——，借助宪政的保障和规制，社会主义运动终于获得了新生，社会主义事业终于获得了振兴。

当前，执政党所面临的挑战日趋严峻，信仰价值系统缺乏内在的感召力，权力主导的维稳体制恶性循环、难以为继，法治建设步履艰难，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推进遇到障碍而停留在中央文件上，经济衰退的压力日益增大，腐败势力盘根错节，缺乏制度性制约，官民矛盾突出，缺乏朝野共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破坏。政治立场、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政治倾向、政治情绪并非同一概念。

…… 那么，卢梭提出的独特问题有哪些仍然是悬而未决的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条： 1.公意是否存在？公意从何而来？谁能代表公意？公意的真实性如何判断？ 2.多数人能否以公意名义强制少数人服从自由？对这种强制力如何限制？ 3.人民主权能否实现？何以实现？ 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富有说服力的解决，那么存在致命缺陷的摇摇欲坠的卢梭式民主理论大厦就难免要崩溃瓦解。卢梭说：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在作为众意的国家中，是投票者的数目来决定共同意志，在作为公意的国家中则是寻求共同利益来团结人民。在社会主义宪政体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公意型政党发挥公意性整合维护功能，并享有实现这一功能所必须具有的执政权与领导权。

不善于倾听批评意见、汲取合理思想、反思历史教训、直面实践真相的思想理论，注定没有未来。[5] 萧高彦：《亚里士多德与西方古典共和思想之形成》，载于张桂琳、庞金友主编的《西方古代中世纪政治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30页。

这个结论，对于认真的卢梭著作的读者来说，本来并不难得出。丢弃宪政高地就是失去社会主义的未来 反宪派（也即全盘反宪政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反对西化宪政派（更准确地应称之为自由主义宪政派）仅是其借口，虚晃一枪地主要目的或许就在于想致社会主义宪政派以死地、致改革派于困境，所以，他们才编造出社宪派主张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与西化宪政派没有实质区别的弥天谎言，宣布主张宪政就是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甚至公开散布社会主义宪政派更危险、更具有迷惑性的攻击性言论，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需要指出的是，宪政社会主义的议政院制度理论，与法团主义思想有一定渊源。作为中左翼的社宪派（占10%多一点）虽然基本盘较小，但团结影响面相对最大。